顾长卫柏林开屏
作为国内少数几个在好莱坞闯荡过的电影摄影师，顾长卫曾获世纪百位杰出摄影师美誉以及美国奥斯卡最佳摄影奖提名；作为张艺谋、陈凯歌、姜文等国内顶尖导演的合作摄影师，顾长卫在圈里有中国第一摄影师的称号；然而始终在路上的顾长卫却认为自己是一个蹭在成功边上的人。
对话顾长卫
（《新旅行Voyage》杂志，以下简称《新》；摄影师顾长卫，以下简称顾）
《新》：拍电影这么多年你应该去过很多地方，对哪里情有独钟？
顾：国内基本上走遍了，比较喜欢云南，西北的甘肃、宁夏等地；国外去过欧美以及亚洲一些国家，好莱坞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好玩的地方吧。我觉得任何一个地方混熟了，在心里也就成了自己的地方，只要自己能够想得开，任何地方都是好地方，猪圈里面尽管气味不太好，但是生活在里面的猪却是一种看破红尘的动物，过着一种超脱的幸福生活。
《新》：工作之余有哪些消遣方式？
顾：年轻的时候我喜欢踢足球，在电影学院读书那阵子还是足球队主力前锋呢！现如今滑雪、高尔夫、网球虽然都玩，但都是小打小闹，娱乐一下身心而已，并没有特别地痴迷。第一次和雯丽一起坐着飞机去吉林滑雪是在11年前，当时北京的冬天寒冷而沉闷，没有什么好的休闲去处。洛杉矶、北京周边我都滑过，不过迄今为止仍然是中级水平，面对陡坡还是有些恐惧。高尔夫球我都打了12年了，但是技术一直也没什么长进，至今还保持在100杆左右的水平。
《新》：据说你小时候想当火车司机，后来怎么跑到北京来干上摄影师了？
顾：我这个人打小儿就没什么抱负，曾经有过惟一的一个理想就是当火车司机，但是到现在也没有实现。我小时候有两个爱好，一个是绘画，另一个是看电影和演出。为了看电影我主动承担了工人文化宫的收票工作，那段时间真的很快活，几乎天天看电影，就跟《天堂影院》里的那个小孩似的。从那时起我就喜欢上了电影这个东西。恰巧考电影学校的时候最主要的两门考试分别是美术和电影评论，于是我就顺理成章地进了北京电影学院。
《新》：毕业后就直接留在北京了？
顾：毕业后我进了西安电影制片厂，当时制片厂的气氛很好，进厂两年后我就幸运地当上了电影《海滩》的摄影师。此后逐渐习惯了摄影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生活。
《新》：你出名应该从《霸王别姬》获得美国奥斯卡最佳摄影奖提名算起吧？
顾：（表情严肃）如果非要说出名这件事的话，我在上中学的时候就已经很出名了。那时候正值文革，我带头儿出黑板报，在墙上刷标语、造谣言，当时没有人不知道我。
《新》：1995年你去了好莱坞，那一段人生旅程与以往相比是否是一种新生活的开始？
顾：《霸王别姬》拿了奥斯卡最佳摄影奖提名之后，我觉得应该在更加宽广的领域里锻炼一下自己，于是1995年初我决定去美国晃悠晃悠。在好莱坞我曾经和西恩·潘等奥斯卡影帝合作，拍的片子主要有罗伯特·奥特曼导演的《The Gingerbread Man》(中文译名《姜饼人》)，安东尼·德拉赞导演、西恩·潘投资并主演的《Hurly Burly》(中文译名《骚乱》)，以及陈冲导演的《Autumn Newyork》(中文译名《纽约的秋天》)等等，几年之内好莱坞的路数基本都门儿清了。拍电影是一种生活方式，对我来说旅行和拍电影密不可分。去美国只不过是生活地点发生了变换。
《新》：你喜欢好莱坞吗？后来为什么选择了回国发展？
顾：我一直认为任何事情都有它存在的道理，它爱怎么存在就怎么存在，这和你是否喜欢它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我觉得自己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全球化让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去好莱坞只不过是换一个地方拍电影而已。我之所以回国是因为后来我觉得好莱坞给我的感觉不是十分刺激。
《新》：作为一个摄影师你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是什么动力促使你改行当导演的？
顾：从美国回来之后我想休息一下，因此一直无所事事地晃来晃去，没有特别想做的事儿。但是千禧年前后各种庆祝、回顾和展望活动此起彼伏，这种外界环境的改变让我感觉有点不知所措。加上那时候经常有些人问我为什么不试试干导演，诸如此类的话让我觉得自己不是很上进。我觉得做导演对我来说是一件比较冒险的事情。我想了一个比较取巧，也比较懒的办法，就是先去找一个好的剧本--《孔雀》这个剧本难得的好，是少有的原创好剧本。看到剧本之后我就下决心一定把它拍出来。
《新》：你觉得做摄影师和做导演的最大区别是什么？
顾：（沉思）做摄影师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干活，干导演必须睁大双眼干活。我是学摄影的，没上过导演课，所以我自己每次拍片之前通常先和大家坐在一起商量一下。《孔雀》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可以说所有剧组成员都是导演。
《新》：据说《孔雀》外景地的确定有些小插曲，能否说一下？
顾：电影开拍的时候正好赶上非典，剧组在疫情大范围爆发前赶到了河南安阳外景地，如果当时再晚出发几天，很可能就出不了北京了。现在回想起来我当初鼓起勇气做出的决定和判断是正确的。
《新》：《孔雀》片尾的字幕出现了感谢雯丽的字样，能否解释一下个中原因？
顾：雯丽对这个电影充满了感情，没有雯丽的支持可能就没有今天的《孔雀》。在河南安阳拍摄外景时正赶上非典，雯丽带着儿子在那里一待就是3个多月，每天都跟着我在剧组里忙前忙后。雯丽利用自己的知名度，在安阳电视台反复对安阳本地的观众喊话，表明我们是有责任心的，非典大范围爆发之前我们已经来到安阳了，希望观众们支持我们电影的拍摄。以前做摄影师没有留意导演拍片的时候跟演员说什么，雯丽帮着我把自己的想法讲出来，我也逐渐学会了如何和演员说戏。
《新》：有人说你对女人具有致命的吸引力，不知道你的秘诀在哪里？娱乐圈的情变时有发生，而你的家庭很稳固，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顾：（表情疑惑）致命吸引力？你听谁说的？
我和雯丽的生活特别平淡，就是普普通通地过日子。我不知道明星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可能我本人不是明星的缘故吧。要说有什么稳固家庭的秘诀，我想就是互相尊重、互相欣赏、互相信任。
《新》：2005年下半年有什么打算？继续当导演，还是重操旧业做摄影师？据悉你已经答应吴宇森出任年内开拍的《赤壁之战》的摄影师，这个消息是否准确？
顾：《孔雀》片尾弟弟的对白已经预告了我的下一部影片，片名就叫《立春》，剧本是《孔雀》的编剧李樯写的，尚在修改中，演员也没有确定。我已经答应吴宇森出任《赤壁之战》的摄影师，这可能是迄今为止投资最大的一部华语电影，演员阵容将十分强大，对我来说具有很强的挑战性，我对这部电影充满期待。
侯咏上海花开
在中国第五代电影摄影师之中，侯咏是最高产的摄影师之一。23岁就开始独立担当摄影师走南闯北的侯咏，迄今为止已经拍摄了20余部电影，他是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78班里拍片最多的一个。从西安来到北京读书，毕业后分配到四川峨嵋电影制片厂，辗转来到现在的深圳电影制片厂，侯咏完成他三个城市的电影寻梦之旅。
对话侯咏
（《新旅行Voyage》杂志，以下简称《新》；摄影师侯咏，以下简称侯）
《新》：喜欢旅行吗？去过哪些地方？
侯：说实话我个人的旅行频率不是很高。我的工作性质决定了我常年四海为家。作为一个摄影师，我觉得寻找电影外景地是一个非常享受的过程--很多剧本没有严格的地理设定，我们会先圈定一个大概的地理范围，然后根据剧本的剧情到候选外景地去寻找感觉，说白了就是公费游山玩水。（笑）
国内除了江西、贵州没去过之外，其他省市基本上都走遍了。至于国外去过的国家不是很多，包括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在内大概十几个国家。有朝一日我可能会开一家电影外景地经纪公司，既可以利用以前拍电影积累下来的人脉赚钱，还可以悠哉游哉地周游世界。
《新》：平时工作之余有哪些消遣方式？
侯：我以前是一个半专业的乒乓球运动员，上学的时候在陕西省业余体校待过。我喜欢一些有竞争性而且比较激烈的运动，比如网球、乒乓球之类；不太喜欢高尔夫球一类的运动项目，运动量太小。
《新》：据说你早年从事电影摄影师这一行完全是阴错阳差，当初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
侯：早年我读书的时候酷爱绘画，数理化都比较糟糕，我当时的梦想就是能够考上西安美术学院。那时候我母亲在陕西省电影发行公司工作，我完全是在电影熏陶的环境下长大的。为了看电影我绞尽脑汁使出了画假票、易容、提前潜入电影院等手段。可是我毕业那年西安美术学院偏偏没有招人，得到这个消息之后我挺失落的。恰巧北京电影学院来西安招生的老师去我母亲的单位借考试用的电影拷贝，开发票的时候他们神秘兮兮地不肯透露单位名称。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之后，母亲就把他们带回家看了我的绘画作品并简单了解了一下情况。当天下午1点半，我得到了破格参加电影学院考试的通知。当时感觉数理化考得一塌糊涂，所以1个半月之后当我收到电影学院录取通知书的时候首先感到的是意外，然后是惊喜。这就是我打入北京电影学院内部的全过程。（笑）
《新》：毕业后你辗转去了深圳，为什么没有留在北京或者返回西安？
侯：电影学院毕业时我的第一志愿是北京，第二志愿是西安，第三志愿是成都，当我得知自己被分配到成都的时候心情十分沮丧。来到成都的当天我就下定决心离开这座城市，因为当时自己的心情是灰色的，成都终日不见阳光，天空是灰暗的，让人感觉憋闷和压抑，完全体会不到成都那种悠闲的生活氛围。在峨嵋电影制片厂工作拍片的过程中，我就一直在寻找自己心目中理想的生活和工作环境。经过慎重的权衡和选择，1988年底我来到了深圳电影制片厂并工作至今。
《新》：1991年你作为导演的处女作《天出血》没有引起太大的关注，而如今《茉莉花开》却引起了轰动效应。这一次当导演是机缘巧合，还是水到渠成？
侯：我想应该是水到渠成吧。我最初的意愿只不过是想把《茉莉花开》这个电影拍出来而已，没想到最后玩得这么大，有点过了。被架起来以后我只好拼了，本来打算轻松地玩玩呢！（笑）
1991年我第一次担当导演拍摄《天出血》的时候正好30岁，那时候我想男人三十而立，此前已经当了十多年的摄影师，我希望在事业上能够有一次跃进。当摄影师拍片子只是一种量变的积累，当导演更多地意味着一种质变的飞跃。
近些年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经验的丰富，作为摄影师我越来越觉得自己的创造力没有充分的发挥出来，而且那种超越自我的勇气越来越足，于是在各方面条件具备的时候，茉莉花就开了。
《新》：作为第五代摄影师中的杰出代表，顾长卫、吕乐和你同时在2003年开始担当电影导演。这是否是第五代摄影师的一次集体造反？
侯：我觉得顾长卫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的一句话挺好的，他说三个摄影师一起当导演，就像三个人在一起吃饭远远比一个人闷头吃饭有味道。集体造反这种说法炒作的味道太浓了，事实上我们三个人的片子各有各的特点。《茉莉花开》、《孔雀》、《美人草》是三部事先没有约定的作品。
《新》：不过据说你和顾长卫曾经约定，你给他的《孔雀》掌镜，顾长卫给你的《茉莉花开》掌镜，为何最后没有实现？
侯：我确实曾经和顾长卫约定轮流掌镜拍摄各自执导的电影，但是没想到我们的开拍时间撞在了一起，导致这种愿望最终没有实现。
《新》:你觉得选择上海为背景，《茉莉花开》的卖点在哪里？
侯：我想首先是上海这个城市特有的女性气质吧。苏童的《妇女生活》我10年前就看上了。日常生活中女人比男人更容易受到关注，我对女性命运的思考和苏童的原作如出一辙。后来我又在电影里加入了自己的心得。。
《新》：你觉得做导演和做摄影师相比，最大的收获与最大的烦恼分别是什么？
侯：真是一言难尽啊！简单地说，做摄影师拍完片子如果获得了摄影专项奖，那么这种荣誉属于自己；如果电影得了大奖一般都是导演的荣誉，所以做摄影师淡泊名利很容易。但是做导演就完全不同了，当导演需要权衡的人际关系和利益关系比较多，功利心变得很强，我感觉这不是很好。我也经常进行自我反省，端正自己的心态。当导演比较好的地方就是虚荣心可以得到很好地满足，尤其是电影拍摄完成做后期剪接的时候，就像是按照自己的意愿造就一个自己的孩子，实现自己创造欲望的过程真是享受得一塌糊涂。
《新》:那你今后会一直做导演吗？会放弃摄影师的工作吗？
侯：我肯定不会放弃摄影师的工作，当然如果遇上好的剧本再当导演也是很正常的。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我追求的是最高目标，这种目标不是具体所指，它代表一种最高的境界。
原文来自： 新旅行—旅游杂志
